——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周熙明访谈

文化建设：“以百姓之心为心”

 

来源：南风窗      作者：本刊记者田磊   

 

  

　　从重庆的红色文化运动到天安门广场上重新矗立的孔子像，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些与政治纠葛在一起的文化现象，越来越密集地呈现在公共视野里，而且总能引起公众的热议。

　　马克思主义、儒家学说、西方文明，文化的古今中外难题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今日中国社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崛起，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在完成了经济腾飞，筹谋于制度革新之外，文化建设的时代，事实上已悄然而至。

　　如何去融通这些各成体系的思想文化资源？近日，记者访问了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周熙明教授。

　　

经济、政治和心灵的同步崛起

一个国家的崛起要有经济的崛起、政治制度的崛起，还要有心灵的崛起。---伊藤博文

　

　　《南风窗》：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从天安门的孔子像到重庆的红色文化运动，这能看成是一种新变化吗？

周熙明：实际上倒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费孝通先生曾经阐释过“文化自觉”，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在党的高层。现在翻翻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连续三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有专章谈论文化问题，文化建设也早就是跟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一样是执政党最核心的议题之一。

 

　　《南风窗》：似乎从1840年以来，我们一直都这样，搞经济建设、制度革新，到后来是文化建设。

周熙明：回顾一下中国这100多年以来，从经济到政治制度变革，再到所谓思想、文化的反省，这个过程确实已经重复了好几回了。这10几年中国共产党又开始越来越密集地谈

论文化，和过往的近代史进程实际上是有某种同构性的。我们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开始搞洋务运动，实际上是谈经济问题；然后百日维新谈政治问题，维新末端已经提出很多文化问题，后来到了“五四”就全面爆发，开始反省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南风窗》：可是，在近代中国，我们过往的过程算不上成功，也没有真正完成过一次。

　　周熙明：在这一点上，我喜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比，近代以来，日本已经完成了两次崛起，两次现代化，而我们依然在现代化的途中。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伊藤博文有段话很有参考价值，伊藤博文代表他们的政治精英，当然也是知识精英，他当时就说，一个国家的崛起要有经济的崛起、政治制度的崛起，还要有心灵的崛起。

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应该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但让人困惑的是，在近代中国，我们从来没能同时关注经济、政治和心灵的同步崛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过程：从一味重视器物层面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开始，直到经济发展无法继续了，才被迫把目光投到政治制度的革新上；等到制度革新走到山穷水尽了，又被迫把主要精力放到思想文化的更新上。

 

　　但是，生活总是整体的，真理也是整体的。在日本，经济、政治、心灵的崛起是同时展开的一个过程，它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今天说GDP成长的同时，也在追求政治制度上

脱亚入欧，以及思想文化上的脱亚入欧，它是一个同时进行的均衡推进的过程。我们恰恰好几回都是只片面追求一个目标，到最后必须停摆。这可能是一个我们还在途中，日本已经两次崛起的秘密所在。就像一个人的发育，10岁已经长到1.80米了，你的骨骼如果不发育，我把这个骨骼比喻成政治，政治制度如果没有发育，你再这样长下去肯定要出问题的。骨骼发育了，肌肉也长起来了，但你的心智如果没有跟上，那最后成为一个傻乎乎的傻大个肯定也不行。

　　所以均衡的推进看上去好像是慢一点，但同时考虑肌肉、骨骼和心灵的问题，最后它完成一种均衡的推进，反倒是快速的现代化。我们过往的现代化历史，往往太急于求成，搞经济就忘了制度，谈制度的时候又忽略心灵。

1871年的时候，德国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说过一句话：中日两国，一个天朝大国、一个岛国，未来30年如有竞争或者战争，必是小胜大输。人家问他理由，他说中国人到我们欧洲来就谈生意，买枪炮、买战舰，买完拉倒就走；而日本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翻译他们的典籍、学他们的典章制度。光是买这样的看得见的、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国家能不败吗？

后来甲午战争果然中国失败了。 我们启动现代化比日本早，100多年却总是半途而废。我们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这一次要真正持续进行，不要半途而废的话，必须把这个根本性的短板补起来。唯有文化的关怀是整体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如果没这条很危险。

　　

　　我们的文化危机是圣贤失语了

　　《南风窗》：那么共产党所致力的文化建设，跟百年来的轮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周熙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用我们最近30年的话语方式来说是“社会主义改革”；用60年的话来说，要完成“革命党向建设党、执政党转变”种种这样的表达，但事实上，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最终还是要克服中国1840年以后逐渐深重的文化危机。老的文化危机过往的圣贤们已经论述很多了，尼采说西方现代的文化危机是“上帝死了”；我们现代的文化危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圣贤失语了。中国没有那种围绕着上帝展开的宗教，我们是圣贤，皇帝、圣贤近乎是西方的上帝那样提供意义来源。我们原来的圣贤一方面给所有的民众提供精神居所，所谓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公共的产品提供给大家用，就是公共的价值，我们用惯了，几乎2000多年不需要变，这个建筑非常牢固。

但是欧风美雨的强劲到来，使我们这个精神居所，使我们的精神家园突然处于风雨飘摇当中，用另一种话来说，我们的圣贤失语了。1840年以后我们发现，跟人家签一个协议，哪怕签城下之盟都不能用你的语言。在资本的强势话语下，我们圣贤的话别人不听，不愿听，你慢慢的没法在这种新的生存的境遇里面发言，失语之后，失去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利益，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性生存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是老的文化危机。

 

　　《南风窗》：这个危机是不是已经过去了？还是共产党所要面对的挑战？

周熙明：只能说是暂时克服了，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西方所有的现代意识形态都到中国轮番表演过，试图取代我们的孔孟为中心的那些传统文化，包括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从文化上分析，所有这些主义，都是基督教文明这个母体的产物，都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都到中国来试过了，给我们诊断，给我们治疗文化病，结果都没治好。最后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挽救了我们的文化危机。

 

 

　　《南风窗》：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终能够胜出呢？

周熙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来说，太喜欢完全进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没有真正放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文化命运的过程当中去解读，其实，放到文化的思维中去解读，最后马克思主义胜出，我觉得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当中一个异类，逆资本主义潮流而动的，它是对资本唯一采取俯视的批判态度的话语，它是这样一套话语系统，用以捍卫我们这种在世界性生存当中日益成为弱势的国家民族利益是最适用不过了。

 

 

　　《南风窗》：挽救了并不代表解决了，是吗？

周熙明：是的，今天我们找到的这个新圣贤还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如果说孔孟是我们老的圣贤，德国的天才马克思则是中华民族新的圣贤。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在缺乏物质文化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一种应急的机制、应急的体制来缓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我们用一套革命的方式、用一种把生活中的一切进行简单二分的战场思维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所遇到的危机，有效地缓解了我们的文化危机。

 但是到了今天，危机时刻已经过去，我们已由非常态的生活转变到常态的生活，我们这种革命的体制也要随之转化为日常的体制。过去那一套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能完全充当今天常态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充当不了了。

　　为什么呢？我愿意把它表达为文化的几个“无”，文化无根、文化无魂、文化无序、文化无声、文化无力、文化无信。用黄纪苏先生2006年上半年写的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其中一位人物的台词说，“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流水就浑了，再往前想心就沉了。”

　　这几句话有很强的象征意味，表达了我们中国人今天文化上的几“无”和一种普遍的、各个阶层的文化焦虑，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迷路了，这种危机是难以看见的真正的文化危机。

共产党作为这么一个13.5亿人口大国唯一的执政党，如果再不重视和认识到文化的特殊功能，再不重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怎么能行呢？在这个时候，不是从物的意义上去谈论文化，不是从工具的意义上去谈论文化，而是要把它当成真正的价值理性，真正的社会理想、目标来谈论文化。